卡塔林·考里科,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改写历史的mRNA疫苗技术的奠基人,全世界最伟大的生物化学家之一。
在这部自传中,考里科坦诚、风趣、真挚,将她坚忍不拔的奋斗人生娓娓道来。她是匈牙利小镇上一名屠夫的女儿,在没有自来水、电力不足的土屋中长大,因对自然深感兴趣而立志成为科学家,这个志向指引她考入匈牙利最好的大学塞格德大学,进入最好的研究所,却因研究得不到资助而将全部家当缝进女儿的玩具熊,举家迁居美国,继续追逐她的梦想:用创新的mRNA技术,重塑医学的未来。
主流科学界曾长期不看好mRNA研究。考里科经历了被解雇、降职,期刊拒稿,也申请不到经费,困境与失败成为她数十年里的人生基调。但她永不言弃,因为她坚信自己的研究将改变世界,拯救生命。
四十年艰苦的探索之后,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mRNA疫苗技术成功落地,向全世界证明了考里科的卓越成就,而诺贝尔奖的颁布将她的名字永久印刻在了人类科学史上。
作为专注于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考里科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女儿,但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考里科的女儿苏珊在北京、伦敦两届奥运会的赛艇项目中摘得金牌,与母亲顶峰相见。考里科说:科学研究就像赛艇运动一样,看不到终点线,不清楚自己与终点线的距离,每一次都要全力以赴。
在这部自传中,卡塔林·考里科用朴实的语言讲述她的成长、家庭、科研道路,讲述她如何克服困境、突破自我,讲述她的信念和力量源泉,也鼓舞所有和她一样怀抱梦想的人,勇敢前进,执着追求。
我的家人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我已经不记得的时刻。那时我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脸颊胖胖的,齐刘海,金色波波头。我站在儿时的院子里,父亲在我面前开始屠宰家里的猪。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他是一名屠夫。这是他谋生的方式,也是他养活我们的方式。他从12岁起就做这门营生了。
我父亲把宰杀好的猪肚皮朝上放在砖砌的平台上,这样做才能够防止它沾上泥土。他手持一个类似于喷灯的木制火把烧掉猪毛。他切开这头动物的长长的腹部,把手探进去,小心翼翼地取出内脏,以免弄破。一坨肠子闪着油光。然后他举起斧头,沿着脊椎将这头动物劈开,平分为两半。这时我面前的东西已不再像动物或者活物,更像是一种产品。最后,他着手把它切成一块块鲜红色的猪肉。
对于比我大三岁的姐姐苏珊来说,这幕场景太难以承受了。我叫她佐卡,她并不娇气。毕竟,这是战后的匈牙利,娇气是无人能承受的奢侈品,更加不用说像我们这样勉强糊口的劳动家庭了。但此时此刻让我着迷的东西似乎没有对我姐姐产生同样的影响。
想起我当时的样子,我父母常常会笑出声来: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面前的一切——动物内部的整个复杂结构。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它们曾长期协同工作,使这个生物得以生存。似乎它们蕴藏着的所有神秘和奇迹,我终于都看见了。
对我来说,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小时候看着父亲工作的那些时刻,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周遭的世界,记得我儿时的情形。
小新萨拉什位于匈牙利中部,大平原的北部,这里是黏土地带,草原广袤。这是一个中型农业城镇,人口约为一万。这里并不像某些城镇那样与世隔绝,至少我 们镇还是铁路沿线上的一站,啥地方都能到。此外,通往布达佩斯的主干线号公路也穿过我们镇。镇上有几条铺过的路,但我家门前的路是土路。
我们家很简朴也很小。这栋房子实际上就是用周围的泥土建造的:黏土和稻草,压成土坯墙,粉刷成白色,然后盖上厚厚的芦苇屋顶。我记得,芦苇已经晒得褪色了,看起来就像一顶蓬乱的灰色假发套。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栋房子当然不止这一个房间,但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他房间都太冷,只能做储藏室。我们都住在有暖气的房间里。
暖气来源于房间一角的锯末炉,这是最便宜的取暖方式。炉子由铁皮制成,直径约半米,就像普通的铁桶,中间是圆柱形的炉膛,填满了锯末。我们从附近的一家木制玩具工厂收集锯末,用马驮回家。到家后,我们把锯末堆放在仓房里,堆得比我父亲还高。夏天,我们一定要按时进行检查,以防这堆东西开始自行产生热量;众所周知,锯末是会自燃的。
锯末炉越烧越热,有时我母亲也用它来煮饭。炉火旺时,外面那层铁皮会被烧红。佐卡和我很早就明白要跟它保持距离,以免烫伤皮肤。不过,我们俩每天早上的任务就是把炉膛用锯末填满。这活儿很难,必须小心行事。就像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一样,这并不是一件家务事——至少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说的那种家务事。这不是父母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给家里搭把手而已。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如果我们不做,全家人就会受冻。
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我们在这里做饭和吃饭,有时会召集大家庭聚会,举行热闹的庆祝活动。在这里,姐姐和我一起做作业和读书,一起帮母亲用鸡蛋和面,擀出新鲜的意大利面。
每天晚上,父亲都会站在桌首,给我们每个人分发晚餐。二战期间,他在军队服役,为前线数以百计的士兵做饭,精准地分配食物。直到今天,我仍记得他把意大利面舀进自己的汤碗里的样子。他喊道:战时前线的战士们!然后,他伸手去拿我母亲的碗:战时后方的战士们!然后,他拿起我的碗,接着是我姐姐的碗,给我们两个孩子舀了最少的分量。和平时期的战士们。他平静地说。 最后,他大笑着给大家都加了点面。
当下的日子可能很艰难,但他经历过更糟糕的时候。每个成年人都经历过。旁边是我们睡觉的床:我的和佐卡的,我们的父母的。几张床挨得很近,夜里,我们伸出手就可以碰到彼此。
外面不仅是我父亲的熏烤房(那里挂着香肠,黏稠的油 脂被辣椒粉染成橙色,滴到地板上),也是仓房,那里又养了 一头猪,那将是明年的肉。院子里,鸡在啄食,还有几个菜园。大的菜园里种着我们要吃的东西:胡萝卜、大豆、土豆和豌豆。菜园里,什么成熟了,我们就用什么做饭(用辣椒 粉调味,就像做那些香肠一样—总是用很多辣椒粉)。
佐卡和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菜园。每年春天,我们把种子播撒在地里。我们还很笨手笨脚,但我们干活时很轻柔,轻轻地用土埋住这些种子,然后——几周后——我们看着嫩芽破土而出,向着阳光伸展。我们还种了果树,有苹果树、榅桲树和樱桃树,搭了葡萄架和凉棚。
院子里还有花:蓝色的风信子、白色的水仙花和紫罗兰,连同盛开的玫瑰,让这个简陋的家看上去有点像伊甸园。几十年后的某一天,遥远的大洋彼岸,在一个我年幼时未曾听过的、名为费城的地方,我会在一条宽阔的郊区街道上安家。在那里,我会找花来种。我努力寻找白色的水仙花,只有到了那时,我才明白:我找的不是某一种花,而是这些我还是小女孩时就熟悉的花,这些记忆中我母亲栽培、打理的花。
在镇子外面,有一片我们自己种的玉米,我们用锄头松土,锄掉杂草。我们间苗,把野草拔出来,用牛粪给土地施肥,然后收割庄稼。我们用玉米粒喂养动物,用秸秆在厨房生火。
一切就是这样:什么都不会浪费。我们从树上摇下核桃,吃掉果仁,用剩下的果壳生火。多年后,塑料才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后,我才有了垃圾的概念,才明白有的东西毫无用处,可以直接扔掉。
我们没有牛,但邻居有。每天早上,姐姐和我都会提着一个空罐子跑到邻居家,装满刚挤出的仍温热的牛奶,早餐时喝一部分,剩下的做成酸奶。冲洗盛过牛奶的玻璃杯时,我们会把冲洗的浑水倒进猪的食槽,它贪婪地舔得一干 二净。
在我人生的头十年里,我们用的一直是户外厕所。晚上,尤其是冬天,我们会在夜壶里小便。我认识的几乎每个人,至少在那些年里,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家没有自来水。跟那条街上的所有人家一样,我们的院子里有一口井。有时,我会靠在井沿上,探身看着下面的幽暗,感受凉爽、潮湿的空气吹拂着皮肤。到了夏天,这口井就成了我们的冰箱。我们将食物放下去,挨着水边,这样就不会变质。到了冬天,整栋房子都变成了冰箱(在最冷的月份里, 我们会把鸡蛋存放在床下,以防它们冻住)。
我们用井水来饲养动物,浇灌植物。井水的水质太硬,不适合洗澡和洗脸,也不能饮用,所以我父亲每天步行到附近一条街上的公共水泵那里去取水,他用木棍挑着两个水桶,小心地保持平衡。佐卡和我跟着他,用小一点儿的容器运水回家。
每周一次,我们将水烧热,倒入浅浅的浴缸,然后在里头洗澡。在社区水泵那儿,邻居们聊着家长里短,讨论当天的新闻,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和沮丧。
偶尔会有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从我家门前经过。他用力敲鼓,把我们都叫到外面去,听他宣讲从当局那里带来的所有公告。这是更官方的新闻来源——一些社区把他称为信使或城镇传令员。
下周二,这名男子会大声喊道,有一场给鸡接种预防性疫苗的活动!到了那天,把你们的鸡圈在室内,好让每一只都可以接种疫苗!
我们记下来,然后在去水泵那儿时将这一些信息带过去。大家复述着这个公告,以免有人错过这个人带来的消息:你听到消息了吗?鸡疫苗。是的,下周二。把你的鸡圈在室内。
果然,到了周二,兽医学校的学生们就走进了我家的院子。佐卡和我把鸡从窝里抓出来,一只一只地递给打疫苗的人——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疫苗接种活动。 科学课无处不在,就在我身边。
我爬树,观察鸟巢。我看着坚硬的蛋变成光溜溜的雏鸟,它们张大嘴巴讨食。幼鸟长出羽毛和肌肉,离开巢穴,开始在地面啄食。我看到鹳和燕子学会飞翔,然后在天气变冷时飞走。春天,它们回到这里,重新开始这个循环。
在熏烤房里,姐姐和我用勺子舀起滴下的油脂,倒入罐中;夏天一到,妈妈就会叫一个女人到家里来。这个年迈的女人传递着祖辈传下来的知识。在她的指导下,我们融化脂肪,按照一个似乎只有她才能掌握的精确比例,把脂肪和纯碱混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将混合物倒入铺了茶巾的木盒中,等待它硬化成肥皂,再用金属丝切成块。我们用肥皂洗澡,又将一些肥皂削成薄片,用来洗衣服。
还有一堂课。一年夏天,我们的土豆感染了一种害虫, 即Leptinotarsa decemlineata,美国人叫它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这些昆虫产下许多卵,而后幼虫在花园里泛滥成灾,它们吃掉茎,把所有叶子都啃成镂空花边。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它们就会毁掉整批作物。
父母给我布置了清除马铃薯甲虫的任务。我搜索植株,一次捉一只虫子,把它们放进罐子里。每只虫子约半英寸长,头部有斑点,背部有引人注目的黑白条纹。这些虫子本身并没有特别困扰我,但如果我漏掉一只,它就会产下一簇簇卵,很快便孵出一群群恶心的粉红色幼虫,蠕动着,看上去黏乎乎的。我也要捉掉那些幼虫。
这份差事很乏味,有时让人反胃。但这为我提供了昆虫学和生态系统方面的早期教育。因为在这里,同样,什么都不会浪费:我用这些害虫喂鸡,鸡很高兴接受这份奖赏。马铃薯甲虫喂饱了鸡,鸡填饱了我们的肚子:这是关于食物链的一课,毫不夸张地说,这堂课融入了我的生活。
家里有干不完的活儿。姐姐和我要给鸡喂水,捡它们下的蛋。偶尔,当我们决定要把其中某只肥嘟嘟的鸡宰杀吃掉时,我们会拿着扫帚追赶那只鸡,然后一把把它抱起来。我们俩自己动手刷碗洗衣服。从我们家步行半小时可到我外祖母家,每周两次,她会从她的花园里剪下一束束鲜花——雪球丛、须苞石竹、玫瑰、大丽花、稻草花、郁金香、唐菖蒲和芍药——拉到市场上去卖。
我们帮着她修剪和整理这些准备售卖的花。即使外祖母没有告诉我这些花的名字,我也会记下来的。五年级时,我得到一本匈牙利植物志,配有匈牙利女植物学家和艺术家薇拉·乔波迪绘制的精美水彩插图。我对这本书很着迷,花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遍遍翻看每一页,记住色彩缤纷的绽放的花瓣,从圆形球茎中伸出的细长根须,以及叶子精确的色斑和条纹。
我父亲有着美妙的嗓音和颇高的音乐天赋。他唱歌很好听,还会拉小提琴和齐特琴。他总是在高声唱着什么。他曾多次尝试向姐姐和我传授他的音乐天赋,但我们都没有乐感;我们五音不全,手指在小提琴琴弦上也很笨拙。在某个时候,父亲终于放弃了,他继续他的创作,不再操心我们了。
我父亲还拥有别的方面的天赋。他可以心算两位数的乘法,立即给出正确答案。整个童年时期,姐姐和我一直在考他,他几乎从不犯错。这对我来说也是一堂课,远远超出了数学的范围:智力和教育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能没声望或文凭,但仍旧能拥有敏捷的头脑。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以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个事实如此明显,并不是特别需要特意去了解。直到后来开始在学术界工作时,我才明白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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