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夏天，时隔大半年，我第一次走进世纪花苑，门口提示防疫的封条已不知去向，只有用作人体测温的闸机还在机械式地运转。抵达目的地前，我会走过三排房屋和一个转角。这条路我走了无数次，再熟悉不过，如今看着路旁稀疏凋零的花草，想到过去数月发生的种种，它显得有些陌生。

　　我经过楼前的转角空地，印象中，那里总会有老人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边晒太阳边唠嗑，有时还会看到小野猫或小土狗在周围撒欢跑跳。以往老人们一看到我就会打招呼，并问上一句：“老陈身体还好吧？”“挺好的，谢谢！”我总会笑着这么回答。

　　那天，我没有在经常走过的空地上看到熟悉的身影，不知爷爷奶奶们是否安好？而他们口中记挂着的老陈，我的外公，已经离开了。

　　推开虚掩的门，我的面前是一间二十平左右的房间。我升起百叶窗，摇开锈迹斑斑、弹簧有些生硬的窗把手，让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倾洒进屋。原本略显昏暗的房间在一瞬间变亮时，站在窗前的我，有些恍了神。

　　房间里错落有致地堆放着一个个纸箱，纸箱上都铺着平整的报纸；沙发、矮柜、电视机等家具和电器上则都盖着纯色的床单或布套。这些布套都是用旧T恤改制的，但即使是旧T恤，也被外公洗得干干净净，再熨烫得服服帖帖，最后缝制成大小不一的尺寸，有的盖在电风扇上遮灰，有的则用来套住取暖器。

　　取暖器——外公离开家的时候还是冬天。原本按照惯例，每年12月，他都会去医院疗养，等到春暖花开时，他再住回来。只是在2022年的上海，春天缺了席，我的外公也没能再回家。

　　外公走了以后，表姐希望尽快将房子出租。为了省事，她想请人一股脑地把房间清空。妈妈不同意。一来外公走得匆忙，什么都没能带走，那么至少，我们想把他生前喜爱的物品留一些，等为他落葬的时候带给他；二来外公很惜物，他有一件穿了二十多年的风衣，看上去还是九成新的样子。倘若就这么不管不顾把东西都扔了，要是外公知道的话，该是多么地伤心啊。妈妈坚持在表姐将房子出租之前，我们要先回来看看，整理一下外公的物品，这既是对老人家的尊重，也是给我们留个念想。

　　表姐不置可否，但也没理由反驳，只是催促我们尽量动作快一点，房子晚挂牌一天，就少赚一天的租金。

　　我环顾四周，房间里的每样物品都是外公在这里生活将近四十年的痕迹。墙上的剪纸画是某一年春节前夕外公自己制作的，摇椅上的靠垫是我们前两年一起去城隍庙小商品市场买的……看似不起眼的物品，就像一颗颗琥珀，既藏着外公和我们之间珍贵的回忆，也锁住了我们对他深深的思念。

　　外公在这里看书、读报、画画、听音乐，房间虽小，却是他感到自由和放松的独处空间。自从2001年外婆因病去世，外公就一个人住着。爸爸和妈妈多次请他和我们大家一起住，他总说，自己还能动，一个人住自由。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不想麻烦小辈。所以折中下来，每年夏天和冬天，我们都会把他接到家里，同住一段时间，等酷暑和严寒过去，再送他回来。

　　小时候外公给我的印象是寡言少语，严厉自律的，就算遇到再喜欢吃的东西，他也会控制摄入量；每天餐后一定会站立或散步二十分钟，视天气而定；他似乎也很少表露自己的情绪。哪怕在处理家务事的时候，有亲戚做了非常过分的事情，他好像也不会动气。有次在家，我看着他写字，他没有抬头，只是突然对我说道：“有些情绪不是非要外露给别人看才证明你真的有那些感受。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去寄情，比如练字，比如音乐。”

　　白居易有句诗“相思始觉海非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思念，是可以比海更深的。那时的我，还不懂得那么强烈的情绪，该如何化解、自愈。后来回想起来，大概就是从外婆不在了以后，外公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收音机，听音乐变成了和吃饭喝水一般自然的生活习惯。

　　眼随心动，我不自觉地看向床头柜，外公听了很多年的那台德生牌收音机，正安安静静地躺着。去年他去疗养，本以为会很快回家，便带了另一台小型的收音机在身边。而那台收音机，后来也不知去了哪里。我拿起德生，用拇指轻轻拭去吸附在表面的微尘，这么多年过去了，它竟是一丝划痕都没有。

　　这台收音机是我在2008年高考前买来用作收听英语听力的。结束考试，收音机的历史使命也就光荣完成，我便把收音机给了外公。

　　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外公也不会使用电脑，他的晚间娱乐生活除了追上两集电视剧频道或卫视台的连续剧，便是开着收音机，让经典947的音乐旋律陪他入睡。外公喜爱音乐，无论是流行音乐、怀旧金曲还是古典音乐，他几乎每个音乐调频都会听，当然最偏爱的还是经典947。

　　外公年轻时拉过二胡，后来因为工作繁忙就不拉了。前些年我开始学小提琴，就他对弦乐器的了解，外公会给我指点一二。其实小时候我是拉手风琴的，当时外公无意中说起，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我不以为意，后来想想，外公应该是希望我能对民族乐器感兴趣吧。但他含蓄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明说，何况外公是非常开明的人，他不会干涉小辈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我读高中时，有一天晚上我收到外公发来的消息。原来他从收音机里听说那天晚上会有流星。我在郊区的宿舍，能见度应该比市区好很多，他提醒我可以去操场或者阳台上看看。我从床铺上爬起，蹑手蹑脚地走到阳台上，趴在栏杆上望天。

　　郊区的天空清澈得像面镜子，那天夜里也不见一丝云彩，我不知等了多久，等到上眼皮和下眼皮止不住地互相打架，哈欠连了一个又一个，还担心着第二天的早读大概又要被自己睡过去了......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天空中突然有一道闪亮的白光划过，我就那么愣愣地，看到了流星，完全不记得也来不及还要许愿。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流星，后来激动地很久才睡着，也因此第二天的早读我是一定会错过的，但我一起来就给外公打电话，兴奋地告诉他“我看到了流星！”外公的声音倒是显得很平静，他说：“看到了就好，看到了就好。”后来的很多年里，虽然我也总会听到预报说有流星雨，但都没再亲眼见过。2022年的11月，新闻说会有狮子座流星雨。我多么希望，在天上的外公也能看到啊。

　　我按下收音机的开关。当声音响起的时候，正在播放的是经典947的《音乐新空气》，这是外公每天上午都会听的节目。我旋转音量按钮，让声音放大，任音乐在房间里流淌，心中喃喃念叨：外公，收音机还好好的，你在天上，也要好好的啊。

　　放下收音机，我寻思着该从哪里开始收拾房间。放眼望去，满屋子最多的就是报纸。除了部分用来为物品遮灰的报纸，还有那一摞摞整齐叠放的报纸，有的塞满了书橱的某层格断，有的成为了垫放书籍的架子，还有的和收纳箱一起排排站，组成了一个个小小堡垒。这些报纸，大多是《文汇报》。

　　外公是《文汇报》的忠实读者。从小我在外公家见到最多的东西就是报纸。有一次我和他待在一起，他看报我看电影，当我看完一部电影，扭头看外公，发现他手中的报纸还是之前那一张，只是从正面到了反面。那时外公已经有了老花眼，所以他阅读的速度会比从前慢很多，但即使放慢速度多休息几次，他也会坚持把每天的报纸看完。

　　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看电影没有拉进度条的习惯，外公看报纸也不会跳过任何内容，他几乎是每一份每一版每一行都会细细读过，若遇到不了解的内容，还会让我查询有关的资料。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引用了习的话“功成不必在我”和“功成必定有我”，便发消息给我，让我了解一下这两句话的含义，他要学习一下。后来我查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出自1932年胡适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原文为“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外公又引导我去看胡适的讲话原文。

　　虽然外公交代的事情我都会去做，但是那时的我，连玩乐的时间都嫌不够，又哪会沉下心去好好体会他的心意呢？如今看到房间里的报纸，就好像外公看报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他总会把看完的报纸再小心地折好，然后叠放在花盆下、电视机旁或是茶几隔层等处。对于报纸、书籍这类物品，如果数量很多且摆放随意，很容易会给人在视觉上造成空间凌乱的感觉；但是外公的房间不会。他对待每份报纸都很认真，好像它们不是称斤按两卖都没有几毛钱的纸品，而是值钱的宝贝似的。我曾在表姐扔掉的几袋报纸书籍中，看到散落出来的一份《文汇报》，发行日期是1980年，纸面已经泛成红黄色，纸张变得脆脆的，稍微一碰就有稀里嗦落的纸屑落下来。

　　大学课堂上，老师说过，八十年代是读书最好的时代。那时的年轻人对阅读求知若渴，书店门口经常大排长龙，图书馆也常常一位难求，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去网红店打卡或为偶像应援的热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公曾考入复旦大学，但是太爷爷早逝，太奶奶要独自拉扯包括外公在内的六个子女，实在太过艰苦。为了减轻太奶奶的负担，外公放弃了读书的机会，早早开始工作并供养五个弟弟妹妹读书直到大学毕业。

　　也许，《文汇报》就像外公念的另一所大学吧，他在这所学校里孜孜不倦地学习了四十年有余，除了有对知识的渴望，会不会也是对曾经遗憾的弥补呢？我拿起手边的一份报纸，禁不住这样想着。

　　其实外公这个遗憾，也是我的遗憾。因为某些原因，我也没能去心仪的学校读书。人有时候很奇怪，好像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真正的想法。虽然高考前夕那所学校并不是我的首选，但是当事情的走向和结果并不按我的预期发展后，我依然会感到无力和茫然。对许多人来说，高考结束后的夏天合该是被大海的颜色和冰淇淋的香气填满的水彩画，但对于我，那年夏天却变成了黑白交织，烟雨迷蒙的山水水墨画，底色还是悲悲戚戚的。

　　爸爸妈妈让我和同学出去旅行散散心，我推脱不想出门人挤人。我明白他们担心我，但那一段时间，我实在是提不起精神也高兴不起来，不想出门不想见人，除了每天中午给外公送饭。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把爸爸和妈妈上午煮好的饭菜送去外公家，外公却不像平常那样让我赶紧回去休息。他先是收下我提着的保温袋，井井有条地将餐盒拿出摆在餐桌上：有荤菜，有素菜，有汤、饭和点心。待外公将餐食一一放妥，他回身坐到沙发上，然后指了指边上的位子对我说：“你也坐一会儿吧，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依言坐下，看着外公先是把茶几上的杂志、字典、眼镜盒等挪开，随后从沙发旁的书架里抽出一张卷好的宣纸，在空出来的茶几上缓缓展开。随着纸面铺开，我看到上面写着四个字，便不自觉地念出声：

　　“难得糊涂？”我转头看向外公。外公不紧不慢地说：“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去寄宿学校，我跟你说的四个字吗？”“记得，‘吃亏是福’嘛。你说出门在外，凡事不要和同学斤斤计较，退一步海阔天空。”“没错，那四个字你做到了。今天，我再送你这四个字‘难得糊涂’。”说完，外公便让我把宣纸卷好，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催促我快点回家：“我再不吃饭，菜就要冷掉了。你也赶紧回去。”到我穿鞋临出门前他又叮嘱一句，“经过图书馆，可以去读读郑板桥。”

　　我已经不记得那年的暑假我是否有去读郑板桥，但“难得糊涂”四个字从此留在了我的心里。

　　小时候觉得时间很慢，长大后却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人说，那是因为长大后同样的时间刻度在生命中所占的比重变小了。当十年，十五年对我来说也只是寻常的时间单位以后，我渐渐明白，遗憾和后悔都是人生常态，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结果，也不是所有的“应该”就不会有“意外”。高考那年的不如愿，相比往后种种经历，早已算不得什么，但是时间沉淀下的回忆告诉我，外公在用他的方式，关心着我长大。

　　不知不觉，房间里的光线渐渐暗下去了，当我沉浸在回忆里的时候，光影悄悄挪动着脚步，时间一刻也不曾停留。我在这里待得有些久了，得赶紧收拾一下先回家，不然妈妈该担心了。

　　外公走的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和妈妈目送殡仪馆的车子离开，直到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二十几度的气温，我闷在防护服里，其实已经浑身湿透，可手脚冰凉，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我记不清我们在雨中站了多久，我在某个瞬间突然清醒过来，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可绝对不可以再感冒，如果发烧就更是不得了。所以我赶紧搀扶妈妈先去避雨。

　　我们站在一处核酸检测点的棚子下，妈妈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着，我揽紧了她，想说点什么，却偏偏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但我知道，那一刻，她成了没有爸爸和妈妈的孩子，而我必须坚强。从那以后，如果我有事外出，都会尽量早点回去，免得她担心。

　　我收回思绪，打开外公的衣橱，打算收拾一些他平时喜欢的衣物带回去。打开衣柜的一瞬间，扑鼻的香樟木球味便在空气中飘散开。乍一看，我都有些不知所措。西装、风衣、皮衣、大衣都按材质挂着；衬衣、T恤和羊毛衫都按色系叠放；还有不同季节的帽子、围巾等，都分门别类地在衣柜里躺着。我在柜子下层看到两个箱子，便将它们拿出来，打算用来装外公的衣服。

　　皮箱是湖水蓝的，两只大小稍有不同。因为箱子表皮和周围略微有些泛白，看得出是有些年头了。上面挂着的一把小锁，虽然已经褪色到看不清它本来的样子，但还能打开，里面的内衬是格子图案的布料，箱子的四角是用类似垫板的塑胶片撑起来的，细看可能略显简陋，可是在我开箱之前，它们却是扎扎实实地撑着皮箱，十分挺括地扮演着支柱的角色。

　　箱子里还有张小小的卡片，名片大小，正面写着：Chen Hong Nian；背面印着：Shanghai.

　　我突然意识到，这两个箱子，应该就是1980年外公随团上海越剧院赴港演出前做的。

　　当时外公负责区文化工作。上海越剧院曾于1960年在香港演出《红楼梦》、《西厢记》等经典剧目，受到香港观众和戏迷的热烈欢迎和赞赏。香港和上海越剧院还合作拍摄过戏曲电影。

　　小时候我曾在电视上看过胡小峰和金庸执导的戏曲电影《王老虎抢亲》，听说夏梦曾拜越剧名家戚雅仙和毕春芳为师。白驹过隙，二十年倏忽而过。在暌违香港舞台多年后，上海越剧院赴港演出团在1980年11月18日乘火车由广州抵达香港。团中有徐玉兰、王文娟、丁赛君等越剧名角。对于这次珍贵的交流演出机会，外公自是十分看重的。他一直赞成文化需要交流，经典需要传承。但关于那次演出，他并没有和我们过多地提及个人感受，只是感叹过，香港有那么多戏迷、那么多江浙沪同乡会，这些是宣传越剧文化的很好的土壤。

　　那年的演出场地是新光戏院。后来我去香港读书时，外公建议我得空去新光戏院看看粤剧，感受一下不同地方传统戏剧的魅力。只是当时我没把这话放心上，自然也从没看过粤剧，现在想起，不免又是一阵懊悔。

　　外公生活节俭，动手能力强。他喜欢用作打底的白色汗衫，一件能穿很多年，往往一件衣服已经被穿破了，但依旧被他洗得干干净净，缝缝补补再染个色，又能当新衣服穿一年。听妈妈说，去香港之前，外公为了省钱，便从各处寻找五金、皮革材料，以及旧衣服的格里内衬等，自己手工做了两个箱子。其实他也能申请经费置办新的旅行箱，但是他并没那么做，就像去年春天当他在病床上还能讲话时和我们叮嘱的那样，这么艰难的时候，国家已经花了很多很多钱，我们个人就不要再增加更多负担了。

　　回想起来，外公的人生，和这两个皮箱也有几分相似之处。尽管命运时有不公，困难重重，他也曾经历斑驳，却始终对生活充满热爱，并且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坚强体面地活着。这大概就是我所理解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吧。他不会因为物质的匮乏就轻易动摇信念，对待任何人，都始终保持尊重和友善。

　　我挑了几件外公喜爱的衣物，叠好放进箱子，随后便带上了房门。离开时经过北阳台，我看到一盆绿萝正长得茂盛，叶片繁多地就像刚满杯的啤酒泡沫，向着四周漫溢开来。

　　虽说绿萝易养，但是大半年无人问津，它竟也好好地成长着。我还是有些感慨。我想起外婆刚离开时，我们很担心外公，除了每天去陪他，妈妈还会早中晚各打一个电话给外公。外公就反过来安慰我们，让我们别担心。他说他不会想不开，哪里不舒服了会告诉我们，心情不好了会想办法开心，这日子呐，总要过下去的。

　　是啊，这日子，总要过下去的。或许，这盆茂盛的绿萝就是外公在提醒我们，2022年的春天已经错过了，但重要的是活着的人，还能充满希望地迎接一个又一个春天。

　　从外公进入重症监护室到离开，只有数日。那几天，我和妈妈几乎不敢睡觉，生怕错过医院的任何消息。当时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我们既担心外公的情况，又不想打扰医护，便掐着点打电话去询问外公的情况。每一次，我们都请医生告诉外公，让他别害怕，我们会想办法去看他。可惜，等到我们去见外公最后一面时，已经和他天人永隔。

　　或许是那一段时间情绪长期处在高度紧绷状态，又或许是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我本能地抗拒接受现实，外公走了以后，有时候我在马路上看到那些和他身形相似，同样满头白发，走路拄着拐杖的老人，都会觉得闷闷地，忍不住看很久，想着要是他还在，我们就能一起回家了。

　　今年扫墓，我们并没有选在清明节，而是特地在外婆生日那天去看望她和外公。锡箔燃烧时，我看着周围的尘土和烟雾随着火苗扬起、聚拢、分散，胸口好像被啥东西沉甸甸地压着，是数月来熟悉的感觉，沉闷压抑。面对强烈的情绪，我们该如何化解和自愈呢？我想起外公会通过练字、画画、听音乐来排遣内心的苦闷，那么我也可以把想念他的这份心情用文字记录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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